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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养老院受伤,到底谁来负责?日本这个案例值得借鉴

来源:搜狐健康    作者:邵海娜    点击:     日期:2019-05-15
摘要:迅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需要更多养老机构的参与和建设。

迅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需要更多养老机构的参与和建设。但在实际运营中,养老机构面临的一些问题却令不少有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的人望而却步。

2018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养老院因老人如厕时摔倒致残,被判赔偿103万。面对这样的结果,家属和养老院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这一判决同样引起了常年关注康复与养老的资深专家、日本独协医科大学医学部特任教授赛序波的关注。

实际上,这类案件并非孤例。早在2017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报告就显示,在类似案件中,63%的养老机构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责任,90%的家属认为老人自身不存在过错。

由于养老机构普遍不会在房间内安装摄像头,老人一旦在养老院发生意外,究竟是谁的责任,难以查清。老年人普遍还患有一种或者多种疾病,出现了事故,“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的情况很多,难以界定养老院的护理行为与老年人受伤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比例不好认定。但从另一层面上来看,随着老年人数量不断增长,如果不能从法律或制度层面对养老机构进行保护,恐怕会打击参与养老机构建设人群的积极性,也有可能导致老人入院标准越来越苛刻。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才能更好的化解矛盾?赛序波首先列举了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案例。

【案例摘要】

X (男,当时84岁),负责他的介护计划管理的是介护专员(Care manager)B。根据介护评估内容,X除了固定每周接受一次日间照护,每月一次的定期往诊服务外, 为了让家人休息(喘息服务),B在制定家庭介护计划时,安排X接受 Y (介护公司) 运营的机构接受短期入住生活照护服务。2009年7月7日, X 与 Y 签订了短期护理合同。 X此时护理度是“要介护2级”, 由于状态逐渐加重,经过重新评估,X的认证级别在同年11月11日已决定从同年12月1日起变更为“要介护3级”。

根据护理合同,X第一次在同年7月28日至30日期间入住该设施, 经过顺利。同年11月17日起第二次入住。开始入住的是单人间, 但由于X夜间有反复徘徊行为, 于是Y针对X进行“守护巡视”, 并在床边安装了传感器。X 每次离床下地时,传感器会发出警报,每次警报发出时,Y职员都会来到居室进行对应。

考虑到X单间独处一室,也就在同月的20号,计划第2天将X从单间搬到多人间。Y也结合X危险的夜间徘徊状态, 向介护专员B报告并协商让他出院。指出在就寝介护以及起床介护时,由于同一时间段需要对应其他很多人,而无法对X单独进行巡视,会出现空白时间段,使跌倒风险增加。

在这种状况下,X在同月21日晚8点50分左右在单间就寝。在当天晚10点至第二天2点30分之间的时间段里,X曾出现5次觉醒,出现脱下内裤,离床等行为而引发床边传感器报警。每次报警时,Y职员或是一个人或是两个人会跑到X居室诱导X卧床。早晨4点Y在对其巡视时发现,X脱了内裤,出现失禁,在职员给他换衣服等时候,虽然有抵抗,但最终还是在Y的两名职员诱导下回到自己居室。6点再次巡视时,X已经进入睡眠状态。

也就在当日早上6点20分左右,X的报警器再次报警,大约15秒后,X房间里传来一声 “咚” 的声音, Y职员到现场发现X 倒在床的右侧位置 (事故发生)。

虽然没有意识障碍, 当时诉有头痛,后头部出现鼓包。搀扶床上安静观察。9点55分X出现恶心症状,10点10分左右到达S医院就诊,CT检查发现前头部出血,转院到C医院,诊断为头部外伤脑挫伤。

基于上述事实,X家属对Y提起起诉,要求赔偿。

上述发生在日本的案例与文章开头讲述的发生在北京的案例有类似之处,但处置结果却相差甚远。日本法院不认为Y有违反安全保护义务,也不认为Y有其他故意的不法行为和过失,驳回了X的索赔诉求。

赛序波解释道,本判决中,首先确认了把养老机构在介护契约中承担的安全保护义务定位为道义上的附带义务。同时以事实认定为前提,确认Y在对X的一系列对应方面没有违法行为。

从这个案例出发,赛序波介绍了日本近年的有关高龄者事故的一些认识变化。据了解,近年来,部分医学专家认为,老年人的跌倒现象是老年症候群的症状之一,跌倒本身并非机构管理不当的事故。可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跌倒理解,在这方面,日本在整个社会,整个行业机构,包括医疗法律等,对跌倒及其预防干预的重要性等认知水平迅速提高了。

2012年厚生劳动省发表《摔倒预防指南》,2012年以后基本上因“机构服务人员不在,入居者摔倒是机构责任”的裁判诉讼,几乎都是败诉的。背景原因主要是双方的认知水平接近了,特别是契约时的“说明及同意”义务的得到彻底实施,类似事故的沟通也有了较大改善。还有更重要的是法曹界的判例,法学上的理解有了大的进步。

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理事长,杏林大学教授鳥羽研二先生,早在2000年他担任日本厚生劳动省班会议组长时,完成了日本第一部高龄者机能评估指南。该指南指出机构入住老人,其85% 以上患有认知症, 认知症患者 (与非认知症患者相比)两倍容易摔倒。摔倒的基础原因是疾病。

2007年在爱知县发生了一起认知症老人误入铁路线路内,造成老人死亡并影响铁路运输的事故。铁路公司对其监护人的妻子和长子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因此产生的铁道公司因人员转移和运输费用等产生的损失。法院一审判决其长子及其妻子全额赔偿, 但二审改判的是只向直接监护人的母亲寻求赔偿。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为“其长子和母亲没有义务”。

此事引起社会关注,社会认知加深,面对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社会,如何认识?如何对应?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思考。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开展对认知障碍者关爱的“爱知橙色城镇”的城市建设活动。现在普遍认同的是,认知障碍是事故发生的基础,认知症本人及其家属不承担法律义务。

作为一种疾病,社会对认知症的认知也在加深。2014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新橙色计划”并即时执行,新增了“重视认知者及其家人”的理念。2014年4月还成立了日本転倒予防学会。很多意外事故,在追究责任时不能忘记,所有如何程度的结果,包括认知能力,行走能力,老化引起的功能低下,是事故发生的基础,就像精神障碍者无法承担法律责任一样。法律判断应建立在科学理解其生理及病理变化前提后,分析处理。

特别是在处理医疗意外事故与养老意外事故时尤其重要。法律不能停留在原始阶段。长寿社会,生活模式急剧变化,医疗技术高度发展,养老也面临很多新问题。法律制度应该迅速跟上,法律解释和法律制度应迅速建立,迅速完善。

 

责任编辑:邵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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